白癜风的涂抹药 http://baidianfeng.39.net/a_bdfys/140326/4361678.html我六岁那年初春犯了一个大错，因此被母亲送进了村里的小校。
原因很简单，我在姑父爷的浆水引子里掺了凉水。
浆水菜是关中道上乡下人的一种家常菜，我们庆贞庵的人一年到头顿顿都离不开它。那时用来做浆水菜的绝大部分是从田野里挖回来的野菜，如荠荠菜、麦皮、刺金牙、灰灰菜等等，很少有人用种植的蔬菜来做浆水菜——蔬菜一般是用来细吃，炒菜或凉拌。浆水菜的做法是这样的：把野菜洗净后放在锅里用开水一煮，同时和上一碗面糊糊，在野菜煮熟后把面糊糊连菜带汤一起舀到瓷缸里，把瓷缸用东西盖得严严实实，捂上几天发酵后就成了浆水菜（冬天里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有时候为了发酵快一些就往里面加一些醋。但这样浆水菜的酸味里明显有一种醋味。在第二次做浆水菜的时候，就不能往里面加醋了，而是要往里面添一点浆水汤，作为发酵的引子，放上半天就可以了，这时候的酸味和醋的酸味是完全不同的，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浆水菜的酸味。一般情况下，如果自己家里没有浆水菜，就可以到邻居家要一点浆水汤来做引子。当然，使用这种引子有一个前提：引子里绝对不能掺一丁点儿凉水，不然浆水菜就要起白花花，吃不成了。在姑父爷来我家舀浆水引子时，出于恶作剧的目的，我偷偷地往里面掺了点凉水，姑父爷家的浆水菜就起了白花花，吃不成了。这在村里成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
作为惩罚，母亲将我提前送进了村里的小学。
那一天天色阴沉沉的，空气中透着阵阵寒意。我垂头丧气地跟在母亲的身后，沿着坑坑坑洼洼的乡村大路，踢踏着冻土向小学走去。出了村子往北一拐，远远地望见了一群破旧而伟岸的建筑——那就是村里的小学，也是我当时心目中最辉煌灿烂的建筑。
小学在村子北边，是借用一座古老的道观改造成的。这座道观靠着大路，坐落在一个巨大的高高的土台上，由四堵一人高的红墙围着。厚厚的木制大门涂着纯一色的朱红，但已是斑斑驳驳，不知是磕碰的还是自然脱落的。大门口蹲着两头巨大的石狮，煞是威风。红色围墙顶上覆盖着颜色脱落了不少的的琉璃瓦，但依旧可以看出原来是色彩斑斓的。红色围墙上赫然用白灰书写着两排标语，一边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另一边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这座道观就是庆贞庵，一个传说养活了无数道姑的地方。我们村本来没有名字，人们就以这座道观的名字来称呼我们的村子。据说，元朝时由于全真教是国教，作为全真教的祖庭——重阳宫兴盛至极，重阳宫周围方圆几十里全是道观。我们村子就是重阳宫的西北方向的一座道观，名曰庆贞庵，住的是清一色女道士。这些女道士专为重阳宫的道士从事缝补浆洗活计。不知何时，庆贞庵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我因此常常怀疑，我们是不是当年那些不守清规戒律的道姑的后代。
现在的庆贞庵，已没有了香烟缭绕，没有了晨钟暮鼓，没有了清幽宁静。每天早晨从红墙绿瓦里面传出的阵阵琅琅读书声，在极力向人们证明这里是一所学校，而不是一座道观。
和母亲走进了学校，也就等于走进了道观。道观由正殿和几个副殿组成。副殿和周周围的瓦房就是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道观正殿前面有一片宽阔的空地，空地上立着两个木制的篮球架，还摆着几个用水泥板搭起来的乒乓球台，于是就像模像样地成了操场。正殿的位置最高，房檐下高高地挂着一只巨大的锈迹斑斑的铁钟，从钟里垂下来一条大拇指粗细的麻绳，斜斜地挂在墙上的一个木橛子上。据说这钟原来是用来召唤道姑们集合、吃饭的，现在用来做上课铃。正殿大门两侧的砖墙上，用白灰写了两句口号——左边是“团结紧张”，右边是“严肃活泼”。
正殿门口下方有九级石板铺就的台阶，沿着台阶上去才发现正殿的门槛很高，小孩要跨进门去需要扶着门框才行。我扶着门框斜着身子跨门槛时，门槛已顶到了我的档部。进了正殿的大门，迎面是一尊偌大的正襟危坐的神像，大约有两丈多高，在阴暗的光线里显得阴森森的。看着这座神像，几乎能感到凉嗖嗖的阴风扑面而来。正殿的两边是厢房，原来立着不少神像，不过这些神像已作为封资修的大*草，早被一古脑儿扔到了外面的荒地里，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淋日晒。
母亲先在右侧的一个厢房里找到了安先生，也就是姑父爷。姑父爷气恨恨地瞪了我一眼，便将我们领到了右侧的另一间厢房——杨校长的办公室里。我们进去时，杨校长正戴着一副近视镜看一本发*的又破又旧的书。当他从那把没有涂漆的椅子上站起来迎接我们时，椅子吱吱作响。这是一位三十
岁左右的男子，又高又瘦的，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大衣。
姑父爷叼着一枝黑色的洋烟斗。那枝洋烟斗一头粗大而圆，用来装烟；一头细长而扁，吸嘴就在扁细的末端。这小东西可是村子里男人们都很羡慕的东西，因为电影里的外国人才用这个，所以有不少人梦想着用它抽一锅烟。姑父爷用洋烟斗深深地咂了一口旱烟，随后吐出一道弯弯曲曲的蓝色烟雾，缓缓地说：“杨校长，我说的就是这娃。”
杨校长上下端详起我来。看样子姑父爷已向他提过这件事，所以他对我的情况也没有多问。我有些胆怯地站在杨校长面前，仿佛马上就要开始批斗我一样，感到浑身都不自在。
“杨老师，这娃聪明好学，喜欢读书，他爸是个工人，长期不在家，没有人管教，经常在村里捣蛋。今年七岁了，他妈就想让他早点上学，好让学校替她管教管教。”
杨校长看了我两眼之后，对姑父爷说：“这娃看着很乖啊，不像捣蛋的娃。年龄虽然小了一岁，没关系。既然来了，那就上学吧。现在就把入学手续一办吧。”
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因为我实际只有六岁。但我个子大，给人的感觉足足有七八岁了，所以杨校长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同意我上学了。
于是母亲交了两毛钱的学费，五毛钱的书费。杨校长做了登记，然后抱歉地说：“因为你是半路上入学，所以现在没有课本，你先和别的同学共同用一下课本。过两天我去县城时，看看有没有，有的话就给你买回来。”
姑父爷说：“我已经帮他从别的留级生那里借来了课本，不碍事的。”
杨校长说：“那太好了，等一会儿下课时我把娃带到张老师那里去。”
我抱着课本，在课间休息时随着杨校长进了正殿左边的一个厢房。这里是一年级教室。教室的课桌是用土坯砌成的矮矮的“泥台台”，在一面山墙上钉了一块薄薄的长方形的木板，刷上黑漆就成了授课用的黑板。黑板上方用白灰在土墙上写着一行标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黑板前面有一个半米高的特大的泥台台，这就是老师授课用的讲台。
杨校长对讲台上站着的一位留着剪发的年轻女教师说：“张老师，我给你带来了一名学生。”
那女教师抬头看了我一眼，嫣然一笑：“我认识这娃。这不是浦娃么？咋又调皮了？让你妈送到学校来了？”
杨校长说：“你给他安排个座位吧。”然后就出去了。
张老师名叫茶花，是我的本家，按辈份是我的姑姑，所以我叫她茶姑。茶姑将我引到了教室最后一排靠墙角的一个空位置，让我坐下。我第一次来，没带凳子，就临时从外面找了几块旧砖摞在一起，权且当作凳子坐了下来（当时学生坐的凳子要自己从家里带，上学放学都要随身带着）。虽然我年龄小一点，但我的个子不小，只能安排在最后一排坐下。从我进教室到我在最后一排坐下，同学位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他们对我的到来显然感到奇怪。
当我随着母亲走进这些破旧的房子时，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将将进入另一个轨道，我的生活将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下去。
虽然我也曾羡慕别人背着书包上学，但当这一天真的来到时，我切实地感到上学念书对是对我一种束缚，甚至是一种痛苦。每当我坐在这个阴暗的教室里，就感到有脑门上直冒凉气。所以几乎每天上课铃声一响时，我就开始期盼下课铃声快点儿响起来，就开始盘算怎么样做才能挨到放学。因为只有放学我们才能摆脱那种阴森森的气氛。我每天在泥台台上跌爬滚打下来，几乎成了土人。这和我在田野里戏嬉打闹的结果没什么两样，我不在乎，家里人更不在乎。
从此我就吊儿郎当地上学，打打闹闹地回家。
每次放学的时候，全校的学生都要提着板凳排着队唱着歌回家。在学校里站好队，歌儿由老师起个头：“呜——轰隆隆——隆，预备——唱！”我们就引吭高歌——
“呜——轰隆隆——隆，车轮飞，汽笛响，火车向着韶山跑┅┅”
同学们都规规矩矩地走成一列纵队，男生们仰头高唱着歌曲，走出了校门。但出了校门没多远，男生们就哗——地散开了，象没王的蜂一样，散了一路，狼奔豕突，飞也似地向村子跑去。女生们则在后面三三两两地笑看着，慢慢地走回村里。
村里早已弥漫着呛人的炊烟。对于我们这些在饥饿中成长的娃娃来说，这炊烟是美味佳肴的象征，是世界上最亮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