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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八月十八日是母亲的生日，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却似乎从未为母亲庆贺过生日。小时候不用说，长大成人之后也总是忘记。到了自己也做了母亲有了孩子之后，三个孩子的生日我记得牢牢的，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想怎么给孩子过生日，可是却从来也没有把母亲的生日放在心上。然而母亲记住我们姐妹四人的生日就像我们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一样，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家庭生活最困难的那几年，也要想方设法煮几个鸡蛋给我们吃：过生日的两个，不过生日的一个。所以在我们姐妹的印象中，过生日也就是吃母亲给我们煮的鸡蛋的意思。童年的欢乐、母爱的温馨，就这样水乳交融地和母亲煮的生日鸡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十二年了。十二年来我有时候一年一次有时候两年一次，在母亲的忌日阳历八月九日把她的骨灰盒拿出来擦拭一下落在上面的灰尘，摆几碟母亲生前爱吃的食品，献一束金*色的菊花，再将几杯白酒祭洒在母亲灵前，然后便凝视着母亲的遗像发一会儿呆。十二年来女儿对母亲、对母亲与父亲的婚姻、对母亲一生八十八年的岁月有过许多的思念许多的困惑，可是却犹如一团乱麻堵在心口理不出头绪。母亲这一生所经历过的一切，母亲的欢乐和痛苦，是女儿所难以理解更难以言说的。今年是母亲的百年诞辰，她的一百岁生日很快就要到了。母亲，请你原谅我这不孝的女儿直到如今才真正记起了你的生日，原谅女儿如今只能天地两抬头仰望母亲的英*，向着母亲的在天之灵，祭献出女儿的忏悔女儿的理解女儿的思虑。
我相信，母亲正在天上静静地看着我，正在静静地倾听着女儿对于母亲、对于一个与世纪同龄的女人一家三代百年人生的回忆与思考。
上篇：前五十年
母亲本是勤奋而仔细的人。留在我记忆中的母亲的身影，除了在厨房为我们张罗一日三餐，便是伏案读书读报，还常常在一个颜色发*、纸质粗劣的本子上写些什么。可是母亲去世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竟没有找到一份足以表达她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完整的记叙和总结，也没有找到她的自传。据四妹回忆，她见到过这个自传，写在一个黑色的笔记本上，可如今却遍寻不见。在她留下的文字材料中，绝大多数都是她给我们姐妹四人写的信的底稿，还有一些零零星星地“文革”中交待某一段历史和给外调单位写的证明材料，写在一张一张的小纸片上，被母亲叠成一个一个小方块，装在一个手工制作的花花绿绿的针线包里，还有几封她认为重要的来往信件。笔记本倒是有好几本，可都是些听报告的记录、她的发言提纲、演讲稿，以及妇联工作总结，还有下乡宣传某项*策的提要，有的前面还根据不同内容选录一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一份改善某某村住房状况的计划，是年她随省妇联同志到封丘县应举社参观人民公社时，看到这里农民还住在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母亲大概觉得这种状况与共产主义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太不相称了，便越俎代疱地替他们畅想起共产主义的住房蓝图了。我真后悔这辈子竟没能和母亲作为女人作为朋友推心置腹地谈过一次话，从小到大，都是母亲主动向我们说，可我们总是心不在焉，总是嫌她罗嗦，嫌她一件事反来复去说好几遍，如今悔之已晚。幸亏在她的好几包遗物中，有一份30来页的蜡版刻印稿，标题是《平凡又不平凡的历程周筱沛同志生活纪实》，我想起这是省妇联老海同志80年代初根据母亲的回忆整理出来的，那一阵常见老海来找母亲访谈，一次谈一点，大约谈了十几次。现在认真展读感到无比亲切，母亲曾经多次讲给我们听的她一生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复活了。现在我就把这些文字资料与我的记忆相互鉴析、印证、钩沉和整理，写出与20世纪同龄、与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母亲八十八年的人生故事，旁及母亲的母亲我们的外婆和我们姐妹们与母亲血肉相连的百年人生。
先母周勤学，字筱沛，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在修武县周庄。外祖父周沛三是晚清秀才，思想上拥护维新变法，是当地知名的开明士绅，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同年到北京民国*府内务部供职。受当时新思潮影响，外公对三个女儿的教育并不守旧，而是让她们尽可能地受到当时所可能受到的旧学与新学并重的最好的教育。母亲先入私塾读四书五经，接着便上了村里由曾外祖父、外祖父开办的半新半旧的小学堂。年，母亲随外公赴北京就学，入丞相胡同小学，次年曾祖母病重又随父返乡，转入开封女师附小，毕业后于年考入开封女师。母亲的波澜壮阔，女儿我每当面对“”这个重要的数字时，不再是空空洞洞的“五四运动”“民主科学”这几个方块字。它是母亲的有血有肉的，它浸透着母亲的青春热血母亲的勇气向我走来，我从中触摸到了母亲的呼吸和体温。
十八岁的母亲热情似火敢说敢为，十八岁的母亲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年份里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可歌可泣的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人生故事：
天下兴亡与遵父命结婚
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出身书香门弟与周家的公子我的外公门当户对，婚后待奉公婆洒扫庭除夫妻恩爱无半点差错，却偏偏七年内连生五女（有两人自幼夭亡）没生一个男孩子。年暑假，外公从上海公学学成荣归故里，在即将赴京赶往内务部任职前夕，由周家宗族各门族长们开祠堂议事，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名，用四百块银洋从外地买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做妾，由外公带往北京早生贵子（不久真的生了个儿子，即我们唯一的亲舅舅周育轮），留下外婆在周庄老家独守空房每日以泪洗面。母亲告诉我说，她在这一年突然就长大了，她和母亲一起哭。每天第一个把私塾先生让背的书背出来，拔脚便往外婆的屋子跑，她怕外婆上吊。
母亲还说你外婆知道我孝顺她，可还是动不动就打我，让我跪在房角不准我吃饭，有一次打得我半个月走不了路。我开始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对我那么狠，后来才知道她是心里苦却拿我撒气。后来我有了你们，我决定绝不打孩子，绝不把自己的苦转移到孩子身上，让孩子陪我受苦。那一年，母亲由开封女师附小毕业考入开封女师。开封女师是河南省女子学校的最高学府，关于妇女解放的新文化新思潮在河南的传播中心。母亲对我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监湖女侠秋瑾女士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她都是在这里读到的。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热潮波及开封，女师的学生们也打着小旗上街游行，上面写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八个大字。母亲说到这里面带微笑眼睛放光，很为她和她的伙伴们创造性地改写了男性话语“匹夫有责”而兴奋不已。然而，气壮山河的豪迈的“天下兴亡匹妇有责”，面对女人世世代代婚姻不能自主的命运却无能为力。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在她刚刚为“天下兴亡”而热情呐喊的话音未落，一道回乡完婚的父命把她召回周庄老家，十八岁的母亲坐上了修武县王丰村韩家的花轿，一夜之间成了没见过面的韩家大公子的媳妇。关于母亲这次婚姻的缘起，曾在我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的“后记”中作过简略记叙，母亲在我们姐妹长大成人后多次讲过这件事。那是极富戏剧性的“包办婚姻”，“包办”之简易快捷，只在周韩两家“世交”的一次酒过三巡的宴席上，只在周韩两位男性家长酒后的一句话上，就决定了当时尚在外婆腹中的母亲的婚姻大事。时间我想应该是在年冬天的某个晚上。记得母亲是这样说的：当时恰巧周韩两家的媳妇都怀孕了，两位家长心情亢奋，酒后无戏言，一边喝酒一边商定，两家所生如为同性，则结拜兄弟或姐妹；如为异性则永结“秦晋之好”。这便是我们后辈儿女只听过没见过的“指腹为婚”。结果周家媳妇生了女儿韩家媳妇生了儿子，我的母亲就这样还没有生出就许配给韩家大公子了，母亲就这样遵父命坐上了韩家的花轿。周韩两家家长也许是要一试再试手中握有的“父权”之威严，也许只为了*气，周家的媳妇我的外婆继母亲之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母亲的两个妹妹即我的二姨三姨，也就这样继母亲之后成为父权制的*注，接二连三地许配给了韩家连生三胎的“贵子”。二姨周静学在母亲嫁过去之后三年与韩家二公子完婚，三姨周英学比母亲小十岁（年生），小学毕业后随我外公到北京求学，有幸与韩家三公子解除了婚约，逃脱了包办婚姻的覆辙。后来三姨在上海、北京参加左翼话剧运动，与三姨父陶也先自由恋爱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即我的表兄弟陶宝中陶文中，使得外婆扬眉吐气，三姨还把她接到北平家中住了好几年，这是后话。
剪发和接发
母亲结婚后，一条粗黑的大辫子盘成了一个足有半斤重的发髻盘在脑后。婚后的母亲以这个盘起来的发髻作为少妇的标志又回到开封女师上学读书。有一天，她读到了《新青年》上一篇宣传剪发的文章，觉得道理讲得很对，便与同宿舍的两名同学商量。母亲问他们：“剪发好不好”？“好”。“剪发对不对”？“对”。母亲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剪呢？孙中山先生说知易行难，知行应该合一。知道对的事好的事就该去做才是”。罗某高某说：“那我们就剪了吧”！三个人立即行动，拿起剪刀你给我剪我给你剪，咔察几下就把三个发髻剪掉了。这下子轰动了全校，同学和老师们纷纷来看这三个剪发的摩登女郎，她们走到哪里哪里便尾随一大群人，讽刺挖苦，扔石子吐唾沫。母亲说，“好像看耍猴的一样”，吓得她们赶紧往宿舍跑，关紧大门不敢出去。消息传到家里，家里传来命令：“不留起头不许回家”。可头发已经剪了不是一下子能长起来的，三个女师学生拣起剪下来的头发用头绳扎成发束一束一束往头上接，接成了一个更见不得人的怪模样。暑假回家，母亲不敢就这样回婆家去。她先到娘家敲门，外婆不给她开门，还是那个只比她大两岁的姨妈偷着给她打开了大门。外婆气得说不出话，先给她找了顶帽子带上去见公婆，后来又找来一些剪掉的头发为她精心制作了一个假发髻扣在剪短了的头发上，总算勉强渡过了这超前的“剪发革命”。母亲说，“革命革命，光是革掉一条辫子一个发髻就如此之难，真正是难于上青天啊”！剪掉的发髻又回到了母亲头上，革旧与复旧就这样于转瞬之间在母亲的头上打了一个来回。后来，当母亲进入晚年，大约是年的六十年之后罢，母亲又一次对我提起这件往事，这次又增加了一件我过去没听她说过的她的二舅的事：二舅聪明过人，二十来岁时被选中为“拔贡”，家里竖起几丈高的旗竿准备大大庆贺一番，不料这位新科“拔贡老爷”在开封丰乐园的戏台子上慷慨陈词，大讲反对满清腐败统治的道理，赢得台下一片叫好喝彩。突然台下枪声响起，人群四散，她的二舅从后台跳下来跳墙逃跑，直奔*河边坐小船过河辗转回到修武老家，不久便惊吓劳累吐血而亡，“拔贡”尚未到京应试便去世了。说到这里，母亲对我说，你外公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思想可维新，行为必守旧”。这可能是你外公一生经验的总结吧。母亲，你在晚年想起了外公这句话，你同意吗？该不会是后悔没有按照外公的经验立身行事吧？你的青年时代恰逢晚清到民初这新旧交替的时代，革旧与复旧的斗争画着一个又一个螺旋在你面前运行，你选择了新，你张开双臂让“五四”新文化新思潮如春风拂面唤醒了你年轻的心。你以满腔热情投入新思想的潮流，根本想不到要患得患失费尽心机把思想和行为割裂开来，你的思想超前行为也超前，你追求真知追求真理，你按照你所认定的真知真理去说去做，你知必行行必果，思想和行为均无愧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如果说十八岁那年你不得不坐进韩家的花轿是守旧，那是因为十八岁的你还不能不守这个旧。可是后来三十岁的你与父亲刘潇然相识相爱，你最终还不是不守这个旧而勇敢地选择了新吗？年暑假你和父亲同去日本，你们合照了好几张照片，你那重新接上的发髻已经不见了踪影，你短发齐耳青春焕发神采奕奕，笑得那么甜。
如果不是这样，母亲，如果你那时就听信了外公的信条，你充其量也不过是韩家的一个盘着发髻的恪守妇道的好媳妇，你还是无法不重复外婆那样的世世代代“守旧”的命运，不得不默默吞咽下一夫多妻制的苦水，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去为那庞然大物的“旧”殉葬。如果是那样，你的精神生命时间的钟摆将终止在年，不言而喻也就不会有我和我的三个妹妹了。
母亲，革旧与复旧的轮迥原是造化的把戏，问题在于如何识别何谓新何谓旧，如何在新与旧的变革中把握好自己。你后来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改革之难，难到了连搬动一个火炉也要流血，而且流了血也不见得就能搬得动。鲁迅没有往下说。第一，鲁迅不会赞成因为难就不搬这个火炉。第二，鲁迅在思考可不可以不流血或尽可能少流血而搬开这个火炉呢？鲁迅是不赞成无谓的流血无谓的牺牲的。鲁迅的不赞成是基于他珍惜生命珍惜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道情怀。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不就等于改革。因此，他寄希望于青年的，不是外公所说的“守旧”而是寻找“别种方法的战斗”。
母亲带着那个又绑上的发髻回到开封女师继续上学读书。年，女师又起学潮，母亲又是学潮的活跃分子和带头人之一。这一年，河南教育厅长李步青张榜开除开封女师三十名学生，母亲名列榜首，只得又回到修武婆家暂住。几十年后，我的同母异父姐姐周毅（即母亲与韩家大公子生的长女韩卫平）在韩家找到了母亲这一年在家闲居时写的一首《咏雪》，请徐州一位书法家写成一横幅，裱好之后带到郑州送给母亲，母亲把它挂在了自己干休所寓所的客厅：
雪如削玉随风落，冰柱垂垂依檐着；
披裘未暖更围炉，怕启双扉下重幕。
隔墙忽闻泣哀声，谁怜冻饥无栖托，
唯望一朝赤日来，万民同享融融乐。
这首诗后来发表在年北京的《益世报》上。诗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尽欢颜”的人道情怀，正是母亲后来在思想上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治上靠近共产*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致力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基础。就母亲当时的心境来看，也可以说明她尽管因参加学潮而被开除了学籍受到娘家、婆家的责惫，可母亲并没有消沉，她不愿意“守旧”，她还要出去、还要上学。我从老海同志整理的这份材料上得知，可能是外公还在北京供职之便，母亲又到了北京。她先在女师大附中读完了中学课程，又于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历史系预科，年转入正科，开始了她艰难困苦一波三折的大学时代。
一幅在心中存放了六十年的挽联
母亲的大学时代正赶上了中国命运的“多事之秋”（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破裂、*阀混战、内忧外侮等等）。母亲“多事之秋”的大学生活惊涛骇浪险象丛生，可母亲激越慷慨壮志如虹。她亲历和目睹了年的“女师大事件”和年的“三.一八惨案”。这两件事母亲给我们讲过多遍，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个事件的背景和细节越来越模糊，有时候还互相错位，讲着讲着把发生在两个年份的事件变成一件事了，但是有两个场景和细节却越来越清晰。一个是惨案第二天女师大同学们从四十多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中找到刘和珍、杨德群的尸体，同学们悲痛欲绝。一个是三月二十五日女师大为刘和珍、杨德群召开的追悼会。经过半个多世纪时间的淘洗，对鲁迅先生所说的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母亲忘记了很多，却忘不掉这最黑暗最残忍的屠杀，忘不掉这令她们目瞪口呆心痛如焚的“血写的事实”。
母亲说：第二天各校校长带领学生到铁狮子胡同找人，一进胡同口，看见四十多具尸体排了一长排，有的女学生被扒光了衣服，有的只剩下一条短裤，鲜血从枪眼里流出来，身子下面汪着一滩滩凝固的鲜血。我们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从中辨认女师大同学，找到了刘和珍和杨德群。刘和珍是学生会主席，同学们都认识她。杨德群是国文系预科的，我也认识，可现在都变得面目全非不敢相认。刘和珍眼睛睁的很大，胸部有一个大孔，背上有四五个枪眼，头上还有紫色的棒伤。杨德群的枪伤在背部，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头上还有好几个肿胀的血块，是用棍子打的。我们把她们抬出段祺瑞执*府门前，抬出铁狮子胡同，那天刮着*风，天上飘着小雪，我们的哭声震天动地……最近在北京书店购得《女界旧踪》一书（江西教育出版社年旧版），在《永远的刘和珍》一文中看到了刘和珍、杨德群的遗照，还有一张刘和珍遗体照，整个头部和双手都用白布包扎，那颗“从背部入，斜穿心肺”（鲁迅语）的罪恶的子弹留下的鲜血淋漓的创伤，也被一袭宽大的白色布袍盖住了，但面部五官轮廓清晰可见，仍是浓眉秀目，高挺的鼻梁下面，憨厚的双唇微张，含着她那没能说出的最后的话。
三月二十五日在大礼堂召开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又是一片哭声。两个薄薄的木板棺材旁边，有她们的遗像，还有老师同学们送的挽联，有一付挽联是冯玉祥的部下送的：
亡国与女子何干？为甚不躲在教室里，读风花雪月诗词，偏跑到傻子堆里饮弹身亡，反被聪明小姐暗中窃笑。世界竟黑暗至此，还不准备手枪炸弹，把黑暗势力消灭，若再让贼辈横行屠刀在手，则恐府门喋血来日尤多。
这幅挽联对仗工整音韵铿锵。上联以反讽手法还击了所谓“送死”“自蹈死地”的论调，但又切合刘和珍、杨德群的女大学生身份，直接了当地毫不含糊地切入了“五四”一代知识女性两种对立的人生道路人生态度的选择，以刘和珍、杨德群悲壮惨烈的死衬托了包括母亲在内的这一代女大学生生命价值取向的崇高感，讽刺了为她们所鄙薄的风花雪月派。这是一种反讽式认同与肯定。下联则更加直接了当地毫不含糊的把女学生们这种生命价值的崇高感导向了激进的武力反抗情绪，导向了用枪炮子弹炸出一片新天地的激进的社会革命主张，尽管这只不过是一种因屠杀而激起的反抗情绪的想象式满足。这幅挽联母亲给我背诵过多遍，这次又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老海同志整理的材料中。半个多世纪以来母亲显然在心中背诵了不知多少遍，已经让它的每一个字都长在了她的血液里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了。现在我完全理解了当年在那么多情真意切的挽联中，母亲何以会独独记住了这一幅而且记了一辈子。母亲的气质里有一股被压抑的勃勃英气，这幅挽联与母亲气质中的这股英气达成了终生的感应和共鸣。在年轻的风华正茂的母亲身上，强烈的正义感、扶助弱小的道义冲动、被压抑的女性的平等要求、义无返顾的热情勇敢等等品质，决定了母亲与当年及后来的激进的社会革命思想一拍即合，决定了她为革命愿抛满腔热血的豪情。她受秋谨影响很深，我总觉得她的气质与秋谨相通，有一张母亲青年时代的照片，横眉怒目，很有一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感觉。作为鲁迅的学生，在女师大事件中毅然前往宗帽胡同听鲁迅的课的母亲，肯定读过了鲁迅写于当年的《死地》、《空谈》、《无花的蔷薇》、《纪念刘和珍君》等杂文。鲁迅反对许褚式的赤膊上阵，反对“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反对“用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认为这对于每一个只有一次的生命来说，是极大的浪费。鲁迅说，“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更不用说因此而挺而走险用炸弹手枪轰毁黑暗势力的暴力革命了。母亲把这类虽慷慨激昂却空洞无物的革命词藻在心里存放了六十年，直到晚年还能背诵得一字不差。如今女儿面对这幅挽联深长思之，感慨良多。而且，它的作者是冯玉祥国民*的一介武夫，尽管冯玉祥的国民*在*阀混战时站在了进步力量的一边，反对亲日派*阀段祺瑞。女儿我由此而认识了母亲思想的激进性格的热烈，而对于这位“冯玉祥部下”的国民**官所表达的激进思想却持保留态度。我服膺于鲁迅的清醒和理智，但我无力也无颜批评母亲的激进。鲁迅是当时少有的清醒的思想者，他的清醒也是一种超前。鲁迅的超前是以自己清醒的独立的思考，超前于如滔滔巨浪裹胁了一代知识者的空洞激进的革命词藻，也正因为此，鲁迅是更加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孤独的思想者。
母亲的大学上得很不容易很漫长，如果从年女师大预科算起到年毕业，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三.一八”之后，母亲又参加了李立三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和张挹兰女士组织的“妇女之友”社，经历了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和蒋介石的“四.一二”*变，目睹了李大钊、张挹兰等革命志士走上了绞刑架（在母亲遗留下来的大量信件底稿和“文革”时期交待材料中，有一张提到了张挹兰女士。这张纸一共写了两条，看来是为她的女师大同学和洛阳中学同事杜一勋单位外调而写：“①杜一勋是一个心地善良，态度温和，作风正派，经济操守特别严格的小姐派大学生，不大关心*治，也没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更没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会道门等。这是她和我在一起的真实情况，我应该对*负责，知道多少说多少。②张挹兰所领导的妇女之友社开成立大会时我参加了。女师大参加的人很多，杜一勋参加否，时间太久记不清了。至于妇女之友社的性质，我认为是个进步组织。张挹兰是妇女之友社负责人，她后来和李大钊同志一道被反动*阀绞死。前注所说《女界旧踪。北大的巾帼英雄》中，记载了张挹兰的情况，其人生经历和母亲极为相似，也经历了放足、剪发、外出求学、反对包办婚姻、登报离婚等，她先考入北京女师大，后转入北大教育学系。在此期间加入了国民*左派团体中山主义实践社，与刘清扬、郭隆真、缪伯英、褚雪松等创办妇女之友社和妇女之友报，任主编，并曾接任刘清扬的国民*北京特别*部妇女部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年大革命失败后，奉系*阀入京，张挹兰与李大钊等20人被捕，4月28日受绞刑惨烈牺牲。《女界旧踪》中有一张张挹兰与李大钊，路友于走上绞刑架前的照片张短发素装、气宇轩昂，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目睹了张就义前的情景：“她那天穿得特别整齐，干净，头发梳得也很整齐”“昂首挺身而入。”）。这一年的秋季，迁回石驸马大街的复校一年多的女师大校方秘密通知上了*阀*府黑名单的母亲和另外两位同学立即迅速离校躲避。她离开学校藏在同学家里，在同学的帮助下女扮男装坐火车回到老家修武，在家住了几个月她又出来了，又是由开封而北京，于年时局稍稳定时又回到女师大复学，直到年暑假毕业。母亲这个大学时断时续上得真不容易啊。这十年她靠什么维持一日三餐和用什么来交学费呢？据母亲多次所说，家庭（尤其是婆家）早就不想供她读书了，娘家也时断时续，直到年母亲与父亲刘潇然相识相爱决定回家与韩家大公子离婚起，便与家庭彻底断了经济关系。母亲说，她的大学全靠半工半读读下来的，教家馆（即做家庭教师）、到图书馆、文物馆抄资料，描图，到师专代课等等工作她都做过，其间大约在年她还做过一段河南大学的女生指导，还把放在婆家的次女带出来找一个奶妈抚养，后来这个两岁的孩子得百日咳死了。母亲真能干。母亲的大学时代真正是艰苦卓绝、英勇果断、百折不回。老海的材料里，还记录了一些在母亲上大学时期帮助过她的人。有一个名叫徐旭生的河南籍教授，还帮助她找到一个在北大图书馆圈点抄写古籍的差事，每月二十元。我翻开《鲁迅全集》第三卷，发现了鲁迅和徐旭生的通信一篇，徐旭生确为河南籍教授，唐河县人，又名徐炳昶，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办《猛进》周刊，任主编，生于年，卒于年。
母亲是一个知道感谢的人，她记住了每一个帮助过她的人，对别人的好处她永远心存感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
母亲和父亲相识相爱于年春
我在母亲留下来的一份回忆草稿上得知，他们是在这一年开封总工会一次讨论反对西山会议派、声援受害青年的会议上认识的。当时父亲是国民*河南省*部组织部长，母亲是省妇协妇女活动活耀分子，两人都在会上发了言，都主张不能因为一点困难就言而无信不开大会了。不久年大革命失败，母亲被国民*开封市*部清除出*，父亲也被国民*撤职。母亲返回北京女师大复学并常到北大旁听，在这里又见到了父亲。这时，母亲的回忆文字连续出现了三个“不约而同”，“我们不约而同地参加了改组派。后因改织派和闫锡山合作、召开扩大会议，压制不同意见，太使人失望了，我和刘不约而同地正式声明退出改组派，从此他常到西城去看我，送给我几本历史书，因为我当时在师大历史系读书。听说国民*要抓他，说他是共*嫌疑。他去找他的三姨夫常志箴，常志箴带他去见河南的一个官僚张伯英，张伯英见他有才乃出钱保送他出国留学。他先到日本留学。刚一年，就遇到九.一八事变，遂回国。这时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北京的反帝大同盟。”这段文字言简意赅，短短二、三百字，把两个不期而遇的追求真理的热血男女青年在动荡不安的和复杂多变的时局中*治态度和求学道路的选择说得清清楚楚，但是却只见“相识”不见“相爱”，只见*治态度上的“不约而同”不见爱情婚姻上的建立在志同道合上的两情相悦。他们是何时何地和如何结婚的？这个对我们的家庭、对父亲母亲的子女们至关重要的问题被我的母亲用闪烁其词的无言的文字给带过了。父亲在她的笔下，由“潇然”变成了“刘”。这是因为，这时的母亲已经与父亲离婚多年，因为这是一份为文革中的“外调”而写的回忆材料，是母亲为了忘却却又无法忘却和不得不面对的一段伤心往事。
父亲母亲在相爱前都由家庭包办结过婚，而且各有两个子女，母亲有两个女儿，父亲有一儿一女。他们共同商议并各自回去办离婚手续。不料父亲那边的那个妻子痛不欲生，母亲这边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认为韩周两家是世交，离婚是伤风败俗有辱门风之事。外婆命令母亲跪下，拿出一条绳子，一把菜刀让母亲挑选，把她反锁在一间黑屋子里。母亲不要绳子也不要菜刀，由她那位年轻的姨妈帮助，深夜逃出了家门。回到北京，俩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报纸上同时登出两个启事，一个是宣布和家庭脱离关系也就是等于宣布离婚，一个是结婚启事。我的父亲母亲就这样勇敢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时间我想可以认定为年上半年，即母亲在北京女师大上学尚未毕业那一年。因为第一，在二妹三妹保留的父母亲的合影中，有好几张摄于日本东京的照片，而在母亲留下来的一些小纸片中，有一张写到她是在年九。一八事变前十天由日本回到北平的：“大概是九月初我回国不到十天‘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我听到从东北逃回北平的同学讲富饶辽阔的东三省被*阀张作霖拱手送给日本，东北的同胞们被日本的机枪扫射，我们热血沸腾、放声大哭。我立即写信给刘，让他赶快离开日本回国。不久刘也回来了，住在北京，我们一同参加了北平的反帝大同盟”。第二，母亲对我讲过，在我的前面她怀过一个男孩，因为正赶上要毕业考试而不得不打掉了。这个时间我想应该是年。她说是父亲陪她去的，找了一个德国医生。德国医生的医术精良，打下来的孩子形体完整、轮廓清晰，医生把孩子放在托盘上让她看，“是个男孩子，简直活脱脱是一个小刘潇然，连眉宇间的表情都象极了。”母亲后悔得哭了。这两条相互说明相互对应的证据我想是可以说明他们的结婚时间和时代背景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豫西阶段
母亲年由女师大毕业，年在开封创办任时女中，年到洛阳第三女中任校长，同年秋天洛阳三女中与洛阳第八中学合并为洛阳初中，母亲为合并后的洛阳初中校长。这期间，父亲于年由德国回来，先在北平农业大学教了不到一年的书，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前父亲回到河南洛阳，和几位地下共产*员吴芝圃、郭晓棠创办宣传抗日的《战旗》旬刊，不久由于中共豫西特委的努力，父亲被程潜任命为登封县县长。父亲去登封的时间是年4月。年8月，由于父亲派到洛阳去送税教的*事科长王其钧（中共地下*员）携税款银元潜逃等原因，到任后四个月的父亲即被洛阳行署专员免职。年9月，我去登封市参加一个省文联在那里举办的小说创作研讨会，了解到父亲在那里任县长的情况，才知道了父亲出任登封县的社会背景，原来是设在洛中的中共豫西特委，遵照省委“准备十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保卫河南”的指示，决定在豫西组建抗日根据地。经中共豫西特委研究，决定由特委副书记王志杰，通过国民*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训处长李世璋等向程潜、李杏村建议，推荐父亲刘潇然等三名开明人士任登封、伊川等县县长。在登封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登封文史资料》第四辑中《刘潇然在登封》这篇文章中，对父亲在登封的*绩做了高度评价，认为“刘潇然在登封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县进步空气高涨、抗日气氛浓厚，学校生机勃勃，农民拍手称快，全县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吓坏了登封的反动派，他们叫喊刘潇然赤化登封，登封红了半边天，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妄图扭转乾坤。年8月，刘潇然派*事科长王其钧护送地方税款银币元去洛阳，王在途中顿生歹意，携元潜逃，造成刘潇然工作上的极大被动，成为反动派攻击刘潇然的口实”。这就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伪县长”问题的历史真象。
差不多与此同时，由于在洛阳中学任教的中共地下*员郝德青、吴芝圃等身份暴露，也由于母亲在洛中聘请了多名地下中共*员作教员，有意掩护*的地下活动，并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反对国民*的不抵抗*策，母亲被国民*河南省教育厅以“人地不宜”为由解职。被解职的母亲带着我和二妹和一个保姆，挺着大肚子雇了一辆马车到了登封，三妹便是在登封的嵩山书院出生的。母亲和父亲被解职发生在同一年，时间前后只相差三、四个月，其深层原因也相同。不久，父亲通过他的朋友李俊甫的关系，将母亲和三个孩子安置在洛宁深山中避难，他只身一人辗转到山西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当教官，讲授*治经济学。与此同时，母亲在洛宁深山中和几个朋友办起了一个山窝里的“现代中学”，母亲教国文、历史。她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在深山里的“现代中学”课堂上给学生宣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被国民**府下令关押，关于这件事，老海同志整理的材料中是这样写的：
不料有一天下课回家，门口院内聚集了三十几个士兵荷枪实弹围着，身后还跟着两个枪上上了刺刀的士兵，他们向她宣读了命令：“前洛阳中学校长周勤学，隐避在洛宁磨头村，主办现代中学，别有企图，立即关押。”周筱沛同志在武装兵士的押送下，带着三个孩子和一个保姆被软禁在县城一所破院子里，门口有便衣特务监视看守，不时到屋里察看。她和孩子们就这样被关押了八个月，后来又向她宣布“问题已经查清，你不是共产*”而解除关押。
解除关押的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嗷嗷待哺的女儿流离失所，该在何处栖身何处立足呢？洛宁是呆不住了，洛阳、登封都已向她和父亲亮出了“人地不宜”的*牌，而沦陷区又绝对不能去。那么，何处是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父亲母亲施展他们的壮志和报负，为“天下兴亡”竭尽“匹夫”与“匹妇”之责呢？当时的中国遍地烽火，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父亲母亲都说过：“天无绝人之路”。是的，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不久由他们的老朋友常吉甫推荐，父亲带着全家五口到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任教，于年春天经由西安到了敌后区的陕西武功的*土高坡，从而结束了历时五年左右的豫西阶段，在这里住了整整六年。
我们家的豫西阶段即母亲的“洛阳洛宁阶段”和父亲的“登封阶段”虽然时间短暂，却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我在阅读他们这个阶段的文字资料时，看到精力充沛的父亲母亲热情洋溢精明果断屡屡历险又屡屡脱险，看到他们两人这时的夫妻关系，真正是两情相悦并且志同道合，真正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心灵默契。这是我们祖国的、民族的也是他们俩人的“艰难困苦玉汝以成”的阶段，尽管那时他们都还不到四十岁，前面的路还很长，还有更为险恶的风浪更为匝测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但是他们风雨共舟患难与共，在不可能中寻求可能，为民族兴亡竭尽所能，做了他们所应该做的事。这一段生活还深深影响到我们的家庭解放以后的生活道路，这将在我以后的叙述中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
关于豫西阶段，有一件事必须补充进去，因为这是在任何革命斗争史和文史资料编纂者视野之外的事情。那便是父亲被撤职时，要求父亲个人赔偿出全部被王其钧潜逃时拿走的税款银洋方可离去。（银洋俗称“袁大头，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是那个时期的不贬值的硬通货币。）这事母亲在我们长大后讲过多次，可见对我们这个既无不动产又无储蓄存款的五口之家在经济上的打击该有多么沉重。银洋是多大的数字呢？我问过母亲，她说她在洛中做校长时月薪是块银洋，而当时的物价是一块银洋可买五、六袋面粉，抗日战争爆发后涨了一些，一块银洋也可以买三、四袋面粉。我们拿什么去赔出这相当于一万多袋面粉的银洋呢？母亲说，幸亏这个王其钧还有一点良心，没有拿走税款的全部银洋，否则我们全家就只有上吊跳河这一条路了。那些日子母亲天天上当铺，典卖了多年来置买的全部衣物和生活用品，连御寒的棉被都卖了，结果连一半也没凑够。有一条父亲从德国带来的毛毯有玫瑰红和乳白色相间的花纹，非常漂亮，也拿去当卖了。幸亏母亲和父亲都有一些真正的朋友慷慨解囊雪中送炭，这个拿点那个拿点，有的拿一百有的拿五十，总算凑齐了。这些朋友我想总该有十多位吧，我如今只记得有李俊甫、杨章武这两位伯伯。因为解放以后母亲见到他们，还跟他们说起过要还钱的事，有一次还带着我去杨章武、牛文英夫妇家，好像是去解释这件事。母亲总觉得欠了朋友们一笔还不清的金钱债和人情债。
从陕西武功到西子湖畔
我们全家到达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时真正是一贫如洗。不过由于年纪小不懂事，一点也不记得父亲母亲是如何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安了家住下来，如何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姐妹四人（四妹在我们到武功的第二年冬天出生）抚养长大。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里渡过的。记得刚到的时候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不久就搬到了一座两进的小院子里，正房有四间，中间有一个小院，后面有并排两间，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储藏室。正房前面有一片空地，母亲把它用篱笆围起来，种了玫瑰、向日葵、豆角、西红柿等，每年都能收获许多的青菜和葵瓜子。篱笆前面有两棵大槐树，夏天我们常在树下乘凉玩耍，春天槐花开了的时候，我爬到树上摘槐花，妹妹们在下面接，交给母亲给我们蒸槐花吃。我在这里上完了小学，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中间有半年多随母亲转到西安扶轮小学），毕业照上写的是“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附小六班全体同学毕业纪念，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即年6月）。小学校在西北农学院下面，出了校门要穿过一个很深很长的大树林，座落在一片绿色的庄稼地中间，一个两排的红色砖瓦房大院。院子里还有操场，操场上有篮球架，还有高低杠，跳远的沙坑等。我放学后常常和同学一道到庄稼地里摘碗豆角和玉米棒子，被农人们撵得在青色的庄稼地里飞跑，或者和农夫们在玉米棵子后面捉迷藏。年夏天家里突然增加了六口人，是父亲老家的亲戚，有我们的三婶带着两个孩子，花奶和她的儿子六郎等，因为河南遭了大灾颗粒未收逃荒来到武功（河南人把这次大灾叫做水旱蝗汤，汤即国民**官汤恩伯，这是标准的天灾加人祸）。不久，同样的原因母亲老家也来了两、三口，是外公和一个姓薛的老大爷，还有一个记不得是谁了。这一下加上我们原有的六口人，家里吃饭的人口猛增到十四、五口，我还记得我们家这时做饭用的铁锅大极了，就象现在的学生食堂用的锅一样。偏偏这一年国民**府规定，由于财*困难，夫妻二人在同一学校工作的只能发一个人的薪金。当时父亲在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母亲在西农附属高职任国文教师，属于一个学校。这样十四、五口之家就靠父亲一个人的薪金维持，很快就揭不开锅了。从这以后，我的记忆里就增加了一件事，那便是挖野菜。每天一放学，我和二妹还有三婶的孩子我们的堂兄润湘、花奶的孩子我们的六叔六郎便去校园内外找可以吃的野菜装满篮子，如灰灰菜、扫帚苗等，交给母亲和三婶，用小米搅拌均匀蒸成一个个菜团子吃。我记得，每天一到该做饭的时候，三婶就从厨房来到正屋问母亲：“大嫂，做啥饭”？母亲问：“还有米没有”？“没有了”。母亲放下正在看的书便出去向邻居家借米借面，直到借遍了所有的熟人和朋友，直到熟人和朋友家也无米无面可借。西农校门外有一条一百多米的街道，有一些饭铺、药铺、日用杂货铺等。那时买东西可以赊账，常去的主顾们家家有一个折子，买了东西可以先不给钱，记在折子上等发了薪水一并给。我便常常被母亲派去赊烧饼赊盐赊酱油等等。有一次吃面条，面条下了锅才知道没有盐了，赶紧让我去赊，等我回来面条成了一锅面糊涂。还有一次包饺子，因为没有肉，母亲别出心裁用学校发给教工的红糖拌点面全家吃了一顿红糖饺子。那时候，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吃饭先尽父亲吃饱，然后是外公，是我们七、八个孩子们，母亲和三婶、花奶等最后吃，经常到了这个“最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有一天早晨，三婶一打开门看到门口放了一袋面，没有留下姓名，后来才知道是父亲的学生刘均爱深夜悄悄送来的，母亲说，那可是救命面啊！她说她也遇到过这样的学生，有时去高职上课，打开讲台上的小讲桌抽屉，里面常常有一、两袋食品，她不舍得吃，留着下课拿回家给我们吃。有一次，学生把食品放在讲桌抽屉里，上面留了一个小条子：“周老师，请你把这几个烧饼吃完再上课。我们不忍心看你饿着肚子给我们讲课”。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那便是跑警报。警报汽笛声大得很，又尖又响长长的，几长几短是紧急警报，几长几短是解除警报等，都有明确规定。常常刚端起饭碗它就响了，全家人扶老携幼往防空洞钻，防空洞就在宿舍区，一个灰色的水泥砌的长方形大锅底似的大包，钻进去有两丈深的台阶下去，里面是曲里拐弯很深的地洞，可以通到另一个防空洞出口。我这是在拜读了刘均爱先生在父亲的《纪念文集》中写的《忆恩师潇然先生在西农的二三事》想起来的。刘均爱先生说父亲在西农开“农业金融课”，后来又增开“土地经济学”，他说父亲的课讲得“深入浅出，富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启发性”。“遇上警报拉响，讲授不到一个节段，学生无一离席。老师从容讲授，学生静心听讲，必等老师刹住话题，听完最后一句始走出教室躲避。刘老师讲授引人入胜，可以想见了”。我由此想到父亲那时常常备课到深夜。母亲常常叫我陪着她一块到街上给父亲买几只红红的软柿子晚上饿了吃，算是母亲给他准备的夜餐吧。
大约是在我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吧，母亲带着我一个人去西安找老朋友皮以书、陈建晨找工作，因为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母亲在西安保育院找到了一个工作，是领着几个女工给前线下来的伤员拆洗被褥、棉衣，一天十几个小时在一个堆满了满是灰垢脓血的衣物的屋子里工作，因此感染了病菌，大腿上生了两个碗口那样大的脓疮，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才好。母亲一到西安就先给我联系上学的事，让我转到了西安扶轮小学。这个学校比起西农附小算得上是贵族学校了，也不知道要多少学费，反正母亲在我们的教育上从不吝惜金钱，也许要花去她给伤兵拆洗棉被的薪金的一半吧。可我那时并不知道体谅母亲的难处。记得有一次学校让交童子*服钱，我问母亲要，母亲拿不出来，说再等几天，我*气早上不吃饭就背上书包上学去了。我的教室在二楼，楼梯在室内，有很陡的十多级木头阶梯通到教室。上到第一节课快下课的时候，我听到楼梯上有人上楼的声音，回过头一看，是母亲。她手里拿着一块三角形的热锅盔，里面夹了满满的一层酱牛肉，径直走到我的课桌旁边，把热锅盔放到我的课桌上就走了。老师、同学、我都呆住了，半天没有人说话，我听到母亲下楼梯的声音，一声一声的渐渐远去。直到如今，我的味觉里还留有母亲送来的热锅盔夹酱牛肉的香味，我的听觉里还留有母亲一下一下上楼下楼的声音。
我和母亲在西安呆了不到一年就回去了。是父亲来接我们的，坐的是马车，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回到武功，我继续在附小上学，老家来的亲戚都回去了，只留下堂兄润湘在这里继续上学一直上到毕业，和我在一个班，那张毕业照上也有他，我至今还能认出来。
我们在武功西农的校园里，经历了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狂欢之夜。那是我所经历的第一个也是最难忘的真正的狂欢之夜。校园主楼前面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父母亲的学生大哥哥大姐姐们哭着笑着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胜利了，胜利了”，把帽子、衣服、书包扔向天空，把我抱起来扔向天空，妹妹们争着抢着也要让他们扔，父亲母亲也在这狂欢的人群里，脸上流着热泪。
第二年秋天，我们全家六口就离开了西北农学院。父亲离开西农的原因我那时一无所知，看到刘均爱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是因为父亲支持进步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要民主运动，支持学生罢课游行而被一些国民*三青团员视为眼中钉，在学生食堂贴出传单说“刘潇然是共产*”，借以威胁同学。父亲知道这里是不能继续呆下去了，全家于年9月到了西子湖畔的杭州。
在杭州我们先住在西湖边的罗苑公寓，是一个姓罗的大汉奸在西湖盖的别墅，抗战胜利后被没收，给了浙江大学做教师公寓。罗苑里有亭台楼阁，假山鱼池，小桥流水。靠西湖一面的住房有三分之一建在湖上，是木质结构，用木头桩子支着。我们家的住房面朝西湖，推开窗子就是三潭印月，父亲常常领着我们从窗户里面把钓鱼竿放下去钓鱼，有时能钓住大个儿的西湖鲤鱼。我那一年正好该上初中，父亲领着我去浙大附中，因为已经开学一个月了，先随着初一旁听，到第二学期插班考试，考试及格后方可随班上二年级。南方的教学质量比西北高多了，浙大附中又是名牌中学，我到了这里及格是能及格，可再也不能像在西农附小那样年年考第一了。
在罗苑住了不到一年，便搬到了庆春街刀芽巷浙大教授宿舍，是一幢幢两层的小楼，一楼一底，楼下是饭厅和书房，外面接出一个有七、八平米的偏厦为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我们姐妹们一间，父亲母亲一间。80年代初三妹去杭州出差，还特意寻找罗苑和刀茅巷这两个我们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找到了刀茅巷却没有找到罗苑，原来因为年久失修已被拆除了。后来我们的同父异母姐姐刘毓湘也从武功来到杭州，考上了之江大学农学系有时也在这里住，睡在下面的饭厅兼书房里。这样的住房条件在那时算是很不错了，可是却仍然吃不饱饭。那几年物价飞涨，蒋介石发行一种新的纸币叫“金圆券”，“金圆券”一天天贬值。那时我已经十三、四岁了，上初二，已到了能与父母分忧的年纪。每到发薪的日子母亲叫我一大早去浙大发薪的窗口排队领薪，一领出来马上到对面的市场上换成银元“袁大头”，否则上午领出来的“金圆券”，到下午就贬掉一半。我还在上学的路上看到过抢米风潮，饥饿的人群冲进紧闭大门的米店，从楼上窗户里把一袋袋被米商们屯积起来不卖的大米倒下来如同一挂挂白色的瀑布，人们纷纷把大米装进身上所有的口袋里，或者用绳子栓住裤腿角，装进裤裆和两条裤腿里。
大概是又到了揭不开锅的日子，母亲去北京投亲靠友，找到在北京的三姨周英学，带着三妹和四妹。三姨帮助她在北京育商中学找到了一个教书的位置，母亲每天去上课，把两个妹妹托付给三姨家的保姆照顾。我和二妹留在杭州继续上学。有一次母亲寄来了她们母女三人的照片，父亲拿着照片看了很久，对我们说：“你妈瘦了，姗姗和毛毛脚上的鞋子都破了”。这张照片和父亲的话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大概是因为那时我已经懂点事了。
在杭州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随父亲参加浙大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晚会。记得是在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窗户上挂着黑色的窗帘，门关得很紧，大学生们和一些教授们聚在一起唱歌，像“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啊好地方”“古怪歌”“义勇*进行曲”等等，我都是在这里学会的。浙大的学生会主席也是浙大民盟主席叫于子三，在一次学生运动后被抓进监狱，在狱中被秘密残杀，还放出谣言说他是“自杀”。我和父亲母亲一起参加了浙大学生在这里为他举行的追悼会。有一次开五四纪念晚会，大学生们让我也出一个讲故事的节目，父亲给我找了一篇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题目叫《傻子》。父亲给我拟了个开场白，大意是“现在中国的聪明人太多了，可傻子却太少。然而我们中国最需要的还是傻子而不是聪明人。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傻子的故事”。我回忆起这一点是联想到母亲青年时代在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上记了一辈子的那付挽联。在父亲和母亲的精神素质里，都有一点耿介正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子精神”。
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北京呆了大半年就回来了。不久就到了迎接解放的日子。我们附中好多同学和浙大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这项活动，是秘密的，当时觉得非常神秘和神圣。母亲给我煮了好多鸡蛋，又去街上买了很多金*色的枇杷果，放在一个竹篮里，上面盖上湿手巾，由专人把我们领到一个地方迎接解放*进城。杭州是和平解放，和上海一样。杭州解放后不久，母亲就收到了河南省主席吴芝圃的信，邀母亲回河南工作，母亲只带着我一个回到了河南开封，时间是年5月。半年多后，父亲辞去了浙江大学的职务，带着三个妹妹也回到了河南。
我过去一直认为我们家解放后不该从杭州回到河南，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母亲和父亲就不会离婚，母亲的晚景也不会如此凄凉，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一个家庭的历史也是没有“如果”的。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由各种主客观因素、各种作为个体的人所可以预料可以把握与不可预料不可把握的综合因素促成的。回顾我们家解放前从北京到豫西、从豫西到武功再从武功到杭州，这个历史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各种历史的变数和常数，充满了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和各种历史的合力。而且，重要的是父母双亲在这样一个个人很难把握和预料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选择并没有就此随波逐流，他们同心协力权衡利弊，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好自为之，努力做出最好的同时也是最为现实可行的选择。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儿女们才有可能在战患连年、民不聊生的时代里，在几次大的迁徙大的变动中基本上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和正常的生存环境中，尽管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我们的身体和心智都得到了正常的和健康的发展。每迁居到一个新的环境，父母首先考虑和着手我们的转学问题，不让他们的任何一个孩子耽误上学，所以我们才能够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里按部就班的读书学习，这该是多么不容易。每想至此，女儿由衷地向父母双亲的苦心和爱心献上深深的感激和谢意。
人物介绍
周筱沛，原名周勤学，女，汉族，年出生，河南省修武县周庄人。年入开封女子师范就读。年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参加了李立三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年为躲避特务侦缉回到河南。年，她回到北平女师（原北京女师大）复学，直到年毕业。年，她在开封创办了私立任时女中，年任省立洛阳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掩护了大批共产*人。中共豫西工委、洛阳县委等曾先后在该校成立。年“七七事变”后，由她发起，以洛阳中学女子部为中心，成立“洛阳各界妇女救国会”，任主席。年至年，洛中的学生有多人被输送到延安和河南确山等抗日根据地。解放后，她历任开封第二中学校长、河南省博物馆馆长、河南省人民*府委员、河南省妇联副主任等职。她多次被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年8月9日病逝于郑州，享年88岁。
本文作者：刘思谦
编辑：程坤
法律顾问：牛牪
编发：河洛人新媒体编辑部
编审：河洛人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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