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千户苗寨
作为一名准七零后，对春节最深刻的记忆是九岁时在贵州黔东南州农村过年的场景。
我出生在靠近云南省的贵州六盘水市。20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天人感应是用频发的强烈地震来应证的。年5月云南省昭通地区发生里氏7.1级地震，年5月的云南省龙陵县连续发生两次里氏7.3/7.4级强烈地震，年7月河北省唐山市发生里氏8.2级强烈地震。地震造成的惨烈损害使地震恐惧症蔓延。正所谓“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年9月，我父母在听闻云南临近六盘水市的地区可能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后，立即把我送到爷爷、奶奶家寄住。爷爷、奶奶家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三穗县鹿洞河边上的一个名叫杨家寨的小村寨。我在村寨边的小学插班上三年级，一个年级就一个班，印象中全班约三十来个学生，来自周边名叫鹿洞村、大寨、渡头坝的三个村寨。因为我是坐同学们没见过的火车来的，又是城里人，同学们很好奇，上课的第一周，我被全校围观，在看不到我有什么奇异之处后才恢复正常，但仍然保持着尊敬。当然还有个原因是我辈分高—-爷爷是杨家寨的族老，不少五年级同学的父母都得管我叫叔伯。就读小学早上十点上学、下午三点放学，而且课后没作业。在上学前、放学后的时间里，同学们就带着我捉虾蟹甲鱼、钓黄鳝，摘八月瓜、柑桔、柚子，设卡抓野鸡。反正记忆中都是欢乐的日子，天气晴好就在河里、山间、地头野天野地，雨天就约在各家灶台火坑边烤小鱼干、烤红薯、土豆吃。不知不觉就到了腊月，小学已在之前半月就放假了。我们杨家寨的十来个同学又多了一项活动，跟在各家长辈后面准备年货。
风雨桥
年是我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发轫之年。改革开放本因穷而求变。当时物质极度匮乏，城市是计划分配一切，买粮要粮票、购布要布票、吃肉要肉票。农村虽已开始推行包产到户，但时间太短，效果未显。杨家寨村民们以种水稻为生，但平时家家都以红薯、土豆为主食，偶尔杂以大米，因为水稻交了公粮后所剩不多，非年节不能放开吃。爷爷家因为有两个儿子是国家干部，不时周寄钱和粮票，才能顿顿吃上米饭。即便这样，也要在蒸饭的甑子里上放上红薯、土豆与大米一起蒸。每次开饭，爷爷都要抢先把红薯、土豆放自己碗里，让我吃米饭。而我偏爱红薯、土豆，一定要把米饭让给他跟奶奶或其他长辈。每当此时，爷爷常会摸下我的头说“满崽唉，这么小就懂得孝顺了”。其实记忆中我小时候是很馋的，每天总想着丁丁糖（麦芽糖）、水果糖的味道。小时候梦想的美好生活就是每天有一大包糖陪伴。之所以偏爱红薯、土豆，是因为在城里不能经常吃到。
物质的匮乏决定了准备年货的隆重性和仪式感。准备活动从杀年猪开始。那时节猪是不多的，因为人的粮食都不够。爷爷、奶奶八个子女，四男四女，两男在外，四女已嫁，爷爷、奶奶跟大伯、五伯一起住。喂猪的事由我大伯正在读五年级的小女儿、大婶、五婶和奶奶管，共喂了四头猪。堂姐每天早晚都要打猪草，我也跟了不少次，开始我认不清草，更多只是觉得好玩，挥着镰刀一路乱割，在堂姐指点下，才认清猪最爱吃和能吃的草大概有：番薯叶子、鹅儿肠、奶浆菜、清明菜、折耳根、野胡萝卜、荠菜、马齿苋、灰灰菜、筒蒿菜等，很多也是今天餐桌上大家爱吃的野菜，但当时人们都很少吃，理由是野菜太刮油水，而当时缺油，不论是菜油还是猪油都是极珍贵的。所以今天不便宜的野菜当时只是喂猪。
扯得远了，回到杀年猪。杀年猪是需要选吉日的，一般是双日。杀前还有个仪式，记得爷爷带着大伯、五伯和几位已是青壮年的堂哥跪在堂屋立有“天地君亲师”牌位和毛主席像前面上香，又举着香到灶台、猪圈一路走一路拜，最后在院子台阶上烧三柱香一叠纸，据说如此便能保佑杀猪顺利、来年喂的猪更大更肥。奶奶则带着家族女性在院子里烧火、烧水。仪式完毕后，大伯、五伯带着几位堂哥把猪一头头拉出来杀，寨里也来了很多人帮忙。猪叫得惨到我不忍心看，躲在爷爷身后研究堂屋里的祖宗牌立。一会猪叫声停，我走出来看，猪血接了一大盆，大家正在烫铲猪毛，很快四头猪便白条条的了。主刀的堂哥指挥把猪倒吊在院子里的立柱上，娴熟地剖腹、劈成两边，分内脏，把肉分割成一条条。奶奶则带着娘子军们腌猪肉和准备刨汤饭。腌猪肉是做腊肉的第一道工序，具体是将肉切成长30厘米，宽5至10厘米的条，用竹扦扎些小眼，用经过炒烫晾至温热的花椒和盐进行揉搓，搓后放入瓷盆，皮朝下肉朝上，一层层码放，最上一层用重物压住。然后每隔2天翻倒1次，腌10天后，改为每天翻倒1次，再腌4至5天，取出，用绳穿上，吊挂通风处晾至半干。第二道工序是烟熏，具体是在院子里搭个灶，上架铁箅子，把晾好的肉置其上，盖上锅盖，在灶下放松枝点燃，冒烟时停火，当腌肉被烟熏黄熏干水分后，即成串挂在家中灶台上，除非年节或接待贵客可吃一点外，其他时间一般不吃，以保证接续到来年杀年猪时。年猪的材料除制腊肉外，还用于做猪血豆腐、腊肠等必备的年货。
杀年猪
杀年猪最重要的仪式就是请亲朋好友和帮忙的吃刨汤饭。所谓刨就是从刚杀的猪身上割肉、把内脏剔出来，刨汤饭就是用割下来的肉和内脏做菜，主要是煮成火锅、辅以小炒让大家分享。当然还一定要喝酒，寓意长长久久。记得当时是在院里摆了两行十米左右长桌席，非常热闹。我从小不爱吃肉，在爷爷家时最爱吃广菜杆（一种叶用芋），但爷爷家种得少，广菜杆只够我吃，割了再长出来需要一周左右，那是我天天翘首以盼的日子。记得我当时吃完奶奶从刨汤里挑出来的广菜就摆手不吃了。但来的小伙伴们都在继续吃，大人喝酒猜拳，他们抢肥肉吃，我看见肥肉就腻，便躲到侧房睡觉去了。第二天，听见奶奶向爷爷唠叨一顿刨汤饭吃了多半头猪。爷爷读过私塾，知书识礼，安慰奶奶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奶奶估计听得多了，掉头就走了。
杀年猪之后是打糍粑、做甜酒。糍粑是必备的年货，也是祭祀祖先的主要供品。打糍粑就是将糯米或糯小米蒸熟放在石头做成的碓臼里用木头做的碓锤打成糊状，再揉成圆形风干，意味着团圆。平时放容器里用水泡着防止干裂。糯米很粘稠，碓锤也有七八斤重，记得我当时打了一下，碓锤就给粘住了，再也提不起来打第二下，引得大家一阵轰笑。做甜酒是把糯米蒸熟，撒上酒曲拌匀，放坛子里密封半月左右即可。甜酒要放到大年初一吃，最隆重的吃法是与红糖，鸡蛋一起煮，寓意甜甜蜜蜜、团团圆圆、长长久久。
打糍粑
不知不觉就到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谢灶节了，据说灶神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这一家人的善恶，玉皇大帝据报告定赏罚。为保证灶神多说好话，送灶神时要先祭拜一番。记得当时用的祭品是糍粑和麦芽糖。我在边上眼巴巴地看着麦芽糖。爷爷是很懂很宠我的，仪式结束就悄悄拿了一大块糖给我，那种充实的幸福感长存于记忆中。
大年三十前三天要除邋遢。我理解就是打扫卫生，只是更彻底，不仅个人衣物、床上用品、房前屋后全部要洗、扫干净，还要弄个长竿绑上扫帚，把室内房顶、外部屋檐上的积尘扫净。记得我当时的任务是试穿奶奶用自纺自织的青布给我做的新衣服，上身是右衽无领短大襟衣，下身是宽筒裤，鞋是买的解放鞋。
除邋遢之后是写春联，写“家香”。所谓写“家香”就是要把家中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等神位牌重新写过。爷爷博学、毛笔字也很好，记得寨里家家都请他写春联、写“家香”。我跟着爷爷在各家混吃混喝，一直到大年三十。
大年三十一早，就在堂屋供奉的牌位前摆上八仙桌，上面围绕点燃的高香、红烛，放满各色祭品。由爷爷带领家中全部男性成员祭拜天地君亲师，祭拜完毕后全家人把捆好的写好名字的纸钱分头烧在各个火盆里，边烧边念逝去亲人的名字，祈请来拿纸钱，保佑平安富足。仪式完毕后，奶奶就带着娘子军们准备年夜饭。年夜饭约下午四点就开始了，因为没通电，夜里靠油灯和松枝照明，为了省灯油，平时也是这个时段吃饭，天黑就休息。但大年三十不一样，因为人多，在两间房里分别摆了长桌席，男人一桌，女人、小孩一桌。我得到了优待，坐在爷爷身边跟他一桌。年夜饭的菜是很丰盛的，以肉食为主，大概有腌鱼、腌肉、盐菜肉、小米渣、酸汤鱼、鸡、鸭等，还专门煎了一条鲜鱼供在堂屋的牌位前的八仙桌上，那是当晚不吃的，寓示年年有余（鱼）。年夜饭由爷爷带头开席，他先敬三杯酒，敬天、敬地、敬祖宗。我后来读到“一杯还酹江月”时，常常想到的爷爷当时敬酒的姿势：右手扼杯，左手垫杯底，唱着我听不懂的敬词。爷爷教我背诗词也是唱的，边唱边打着节拍，象今天唱流行歌曲。开席之后就热闹了，长辈小辈之间互敬，我也用甜酒敬了好多杯，接下来就是昏昏沉沉倒在爷爷的怀里，直到晚上十二点，新年到来，爷爷奶奶把我叫醒，让我去放迎年鞭炮。我醒来的第一个反应是向爷爷奶奶拜年，然后得了一个大红包，三块六毛八分，当时可买一瓶茅台。这是因为我父亲是爷爷最小的儿子，又考起大学成为国家干部，格外荣耀。“皇帝重长子，百姓爱幺儿”，父亲不能回来陪同过年，我便享受了相应的待遇。
长桌席
接下来正月过年的仪式还蛮多，比如“捡喜柴”，就是初一一早出门捡柴回家，柴“财”同音，寓意新年发财。过了初一就开始走亲戚，一直到正月十五才算把年过完。我正月十五后不久就由舅舅接回六盘市了，也是与爷爷奶奶的最后见面。二老在此后两年先后去世，思之常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凉。
在过年的日子里翻阅上述回忆，只觉得回忆那一头的快乐远胜物质十分丰富的今天。我知道是永找不回那种感觉了。一方面，人的成长往往与纯真惭行惭远，童年单纯的快乐是成年人难以重温的。另一方面，春节本是农耕文明的节日，意味着春的到来，意味着开启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又一个轮回。过去农业生产力低下，使人们必须依靠家族的力量、甚至希望依靠逝去祖宗的护佑，来保证来年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记忆中的春节仪式大多围绕上述目的开展。在今天已实现工业化的中国，农业虽重要，但已不是贡献国民收入的主要产业。而依靠农业科技的进步、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可有效应对各类灾害而不减产。加之计划生育带来的家庭小型化，年货生产的工厂化，网购年货的便利，使得过去那些春节仪式变得不那么必要、也难以组织开展。当春节缺少了仪式，甚至放鞭炮也普遍被禁，年味越来越淡是必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