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天辅七年（年，即宋徽宗宣和五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十七，二十四节气夏至前第四天，己巳日，完颜阿骨打西进灭辽追击天祚帝，抵达落藜泺（今兴和县涝利海），首次见到“传国玉玺”，并接受属下所俘获的耶律大石。鉴于传国玉玺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完颜阿骨打见到这一宝物之后，非常高兴，“遂置玺于怀中，东面恭谢天地，乃大录诸帅功加赏焉”。根据《金史》记载，在此前后几天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行程为，“丙寅，次野狐岭。己巳，次落藜泺，斡鲁等以赵王习泥烈、林牙大石、附马乳奴等来献，并上所获国玺，宗隽以所俘辽主子秦王、许王、女奥野等来见。”当时完颜阿骨打派遣斡鲁、宗望等人，沿着龙门县（今张家口赤城县龙关镇）、白水泺（今察右前旗黄旗海），向处于阴山、青冢之间（今呼和浩特大青山到昭君坟一带）的天祚帝进军。阿骨打听说辽主留辎重于青冢，自己带兵万人逃往应州（今山西朔州市应县），于是派宗望等人追击，结果大获全胜，并俘获了天祚帝的儿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玉玺。其后几天，完颜阿骨打朝着呼和浩特青冢方向西进，而斡鲁宗望等率军东返，他们于落藜泺会师。
关于落藜泺之地望，历来有不同说法，年的《张北县志》附图，将其标在今馒头营乡新地湾到元中都遗址一带，淖沿子村南，其位置在安固里淖尔（即辽金元时期著名的皇家避暑地鸳鸯泺，因一大一小两湖距离不远，有河相通而得名，另一个湖为今安固里淖尔东侧的天鹅湖）的东南方向。鉴于鸳鸯泺（泊）、落藜泺（泊）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南宋到明末清初的官方地图，都对其有较为明确的标注。
《苏州石刻地（坠）理图》（南宋淳佑七年，年），《大明舆地图·北直隶舆图》（约嘉靖二十六年，年），《广舆图·北直隶舆图》（万历七年，年），《皇明职方两京十三省地图表·北京地图》（崇祯八年，年）以及《地图综要·北京分里图》（顺治二年，年），都有二者信息。明清地图都将落藜泊标在鸳鸯泊之西，其中《大明舆地图·北直隶舆图》《皇明职方两京十三省地图表·北京地图》更是将落藜泊标在阳高正北偏西东洋河的方向之上。除了古地图标示信息之外，完颜阿骨打的行军方位和里程，更能说明问题。《金史》上说的很清楚，阿骨打一行是从野狐岭向呼和浩特的昭君坟挺进，在野狐岭的时间是五月丙寅（农历五月十四，公历6月9日），抵达落藜泺的时间是五月己巳（农历五月十七，公历6月12日）。
张北野狐岭到呼和浩特青塚，最优线路正好途径今天兴和涝利海一带，从野狐岭到涝利海最优线路公里，完颜阿骨打第三天到达落藜泺，接受献俘和辽国玉玺，同时见到被俘的耶律大石（后来逃脱建立西辽）。从野狐岭到新地湾村，交通距离大约25公里，顶多一天日程，而且远远偏离前往青塚的最优线路，正常逻辑，英明神武的金太祖不会做这种傻事。落藜泺（泊）是契丹人起的汉语地名，在北宋仁宗（—3年在位）时期官修的《武经总要》“北蕃地理”中就开始出现。落藜也叫“藜”，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山野菜，性味甘、平，微毒，也叫灰菜、灰条、灰灰菜，很适宜于盐碱度较高的土壤环境。契丹人命名地名，与后来的蒙古族类似，偏好于描述地形地貌以及周边环境特征，“鸳鸯泺”“平地袅”“步落泉”“大鱼泺”皆都如是，因此落藜泺（泊）之得名，与当时湖泊周边落藜遍布存在着直接关系。
后来由于此地发生过“传国玉玺交接事件”，因此名字一直被后人所记忆，延续到明末清初，其发音更是进一步沿用到现在，进而演变成了“涝利海”或者是“老利海”。作为成熟地名，“涝利海”（落藜泺）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绵延至今。涝利海历史上与东洋河源头后河（亦即二道河，明朝后期兵部职方司的一些图说当中，今兴和境内的银子河被标注为“头道兴河”，后河为标注为“二道兴河”）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属于湖河一体的体系，水量大的时候连成一片，水量小的时候有所断续，甚至变成几个小湖，这种状况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涝利海位于后河干流大拐弯处，南北还有几条支流在此处注入，与内蒙古“黄河几字弯”东西两大拐弯处历史上的两大湖群——磴口县“腾格里泊-纳林湖”、托克托县及土左旗“沙陵湖-神水湖-哈素海-善岱湖”，在地理成因上都非常类似，而且这三处的拐弯都接近于90度。此种地形在蒙古语当中通常被叫作“套海”，草原及农牧交错区“套海”非常多，但这三个“湖河一体、若即若离”的套海却具有极大典型性。
自秦始皇以来，传国玉玺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信物，包括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此都极度重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传国玉玺的经历扑朔迷离，还演化出了好多传奇故事。从传说中李斯奉秦始皇之命，用蓝田玉镌刻“受命玺”以来，直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时期，基本上谱系明确、传承有序。但也就是从李从珂开始，传国玉玺的故事就变得复杂起来。先是后唐清泰三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辛巳日，公历年1月11日，李从珂怀抱传国玉玺，举族与皇太后曹氏自焚于玄武楼。其后按照赵匡胤诏修的《旧五代史》所载信息，真正的传国玉玺在李从珂的大火中焚毁或者是下落不明，石敬瑭自己伪造了一颗假的，这颗“假传国玉玺”于大辽会同九年（年）被石重贵献给了契丹，结果因做工粗糙被耶律德光识破。但这毕竟是“宋辽正统之争”过程中北宋方的一面之词。根据《辽史》记载，辽国方面是认可石重贵所献传国玉玺的，并将其作为大辽属于中华正统王朝的重要依据，“圣宗开泰十年（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天祚保大二年（年），遗传国玺于桑干河。玉印，太宗破晋北归，得于汴宫，藏随驾库。”史料中说的很清楚，辽兴宗本人为了宣扬“辽正宋闰”的观点，甚至不惜将“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作为科举考试的正题。在此需要补充的是，石敬瑭家族对中国历史深远影响有三，最大的当属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其次是将沿边府库的铜钱送给契丹，“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这些铜钱一直使用到元末，以至于集宁路古城的出土文物中，除了比重最大的北宋钱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五代铜钱，第三就是将“传国玉玺”献给契丹，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后续几百年的“正润之争”“正统之争”，当然这个问题除了传国玉玺之外，还与后晋乃大辽所灭有关。
我们暂且不管契丹所得传国玉玺之真伪，大辽所谓的“传国玉玺”到了天祚帝年间，又开始出现了信息上的纷乱。《辽史》所载，契丹皇帝对传国玉玺格外重视，一直带在身边，“得于汴宫，藏随驾库”，大辽保大二年（年）正月后半月，在金兵的追击下，天祚帝率卫兵五千余骑逃到西京大同府，并将“传国玉玺”遗失于桑乾河。但按照《金史》的说法，大辽的传国玉玺，在呼和浩特一带被金兵所获，并于落藜泺献给完颜阿骨打。孰是孰非，史料迷雾重重，我们只就正史客观陈述。但故事并未由此结束。到了元朝，又出现了“献玺祥瑞事件”。根据《元史》，崔彧《进传国玺笺》以及《杨升庵集》（明代杨慎所著，其名句为“滚滚长江东逝水”）等资料所述，至元三十一年（年），忽必烈驾崩、元成宗继位，上年木华黎曾孙硕德去世，他夫人生病，留下一个刚刚九岁的儿子，经济异常困难，托朝中大臣出售古玉印，正月初一在皇宫值班的御史中丞崔彧获得此玉，经监察御史杨桓等一同鉴别、辨认文字后，发现其为传说中的“传国玉玺”，就将其献给了“徽仁裕圣皇后”弘吉剌·阔阔真，元成宗登基后一段时间，已是皇太后的弘吉剌氏亲手将传国玉玺授于成宗。
元文宗至顺元年(年)朝廷编修的《皇朝经世大典》中，对此传国玉玺亦有所述，“天命有德，何有于秦玺哉?我朝惩历代之谬，虽得秦刻及前世之器，皆藏而弗用，爰制大宝，质兼金玉之贵，文列古今之宜，以成一代之制度，典瑞掌之”。这方“传国玉玺”后来随着元顺帝世系一直草原上流传，明朝手中始终没有传国玉玺，为此善于钻营者就琢磨着在这个上面做文章，以博得泼天富贵、建立不世之功。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有石亨。天顺二年（年），“孛来近边打围，石亨欲领兵巡边取传国玺”，此事遭到朝中大臣李贤的反对，没有实施，“连年水旱，军民疲困，宜与休息，若玺乃秦所造，亡国之物，实不足为主。”明朝末年，数百年来兜转于草原之上的传国玉玺，辗转到了林丹汗手中，与玛哈嘎拉金佛、蒙文金字甘珠尔经，并称“林丹汗三宝”（也叫蒙古三宝），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大信物。
年，皇太极西征林丹汗，察哈尔蒙古遭受重创，林丹汗于青海大草滩病逝之后，年余部在额哲与其母亲苏泰太后的带领下，归顺了后金政权，包括传国玉玺在内的“林丹汗三宝”也转移到了皇太极手中。传国玉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玛哈嘎拉金佛，意义同样重大，忽必烈之后，蒙元皇帝在登基之前，必须在玛哈嘎拉佛前接受九次灌顶方才拥有合法身份。因此皇太极获得“林丹汗三宝”于年做了三件大事，其一、践天子位，登基称帝，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将年号改为崇德，将国号改为大清；其二、被以额哲为首的漠南蒙古16部49位领主尊为“蒙古大汗”，得到“博格达彻辰汗”尊号；其三、在沈阳赐建“实胜寺”（皇寺），用来供奉玛哈嘎拉金佛。完颜阿骨打在涝利海获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信物”传国玉玺，对于他本人及金代历任皇帝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今乌兰察布地区来说，同样影响深远。根据逻辑顺序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为了纪念“阿骨打获得传国玉玺”事件，大金朝廷先是在今天的兴和县境内设立新城镇，归抚州（治所在今张家口市张北县）管辖，大金承安二年（年），新城镇升级为威宁县（其遗址在今兴和县西北台基庙乡古城）。非常有趣的是，威宁县古城到涝利海历史上水面最近的距离仅3.5公里。金代抚州下辖四个县，柔远、集宁、丰利、威宁，其中附郭的柔远县（金大定十年，年置），与西侧的威宁县（承安二年，年置）最为特殊，这两个县的地名，其得名及寓意，可以有好多种解释，但柔远辖区内有鸳鸯泺、野狐岭，威宁县境有落藜泺，结合完颜阿骨打西征天祚帝进军路线及收获传国玉玺的重大史实，柔远、威宁无疑与之有关。“柔远”寓意“望风披靡、柔服远方”；“威宁”就是“威服四方，平定天下”，隐隐约约皆都指向玉玺事件。今天来讲，乡镇基本属于一个级别，每个区县都有好多乡镇，镇是大一点的乡，但放在宋朝和金代，“镇”的含金量很高。镇的数量远远要少于县的数量，宋代诸州管下人烟繁盛处置镇，与县同级，设监官或知镇主管，掌火禁或兼酒税之事。金承宋制，沿设知镇，秩从七品，与知县同，其下设公使人均与县同，惟按户口多寡酌置司吏。根据《金史·地理志》记载，整个大金朝行政建制情况，京府州个，县个，镇个；西京路辖区，府2个，节镇7个，刺郡8个，县39个，镇9个；大同府，辖有县7个、镇3个。抚州下辖四个县，其新城镇升级为“威宁县”之后，整个抚州从此无镇，金代的抚州归“西京路”管辖。了解了以上背景，结合其选址位置、升级为县后的名称，我们就不难领悟“落藜泺传国玉玺事件”的重大意义及其深远影响，落藜泺之名延续千年而不废，自然也与其有关。#内蒙古历史#
